也就是学者将其留学母国的法律体系或法学理论，直接或间接套用在台湾社会现况，忽略二者之间历史文化、政经情势的差异。

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中有这样一段经典对白：公爵：让你们瞧瞧我们基督徒的精神，你虽然没有向我们开口，我自动饶恕了你的死罪。区域经济发展梯度转移理论认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其产业结构的状况，而产业结构的状况又取决于地区经济部门，特别是其主导产业在工业生命周期中所处的阶段。

1968年国际人权会议通过的《德黑兰宣言》指出，殖民主义所带来的侵略和武装冲突造成了大规模否定人权的灾难，而经济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日益悬殊，更是直接妨碍了国际社会人权的实现。第一代人权主要包括言论自由、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宗教自由以及投票权。因此，关注多数发展中国家、世界人口中多数人的人权实现，是人权面临的主题。[15]、（四）自由权的经济支撑财富是自由的基础。（三）平等权的经济支撑毫无疑问，经济平等权是平等权的基础。

笔者认为，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说和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的幸福指数观点对我们研究核心权利问题很有借鉴意义。20世纪初叶，西方国家渐渐对集体权利有所重视，20世纪下半叶，社会主义国家在继续关注集体人权的同时，渐渐重视个体权利。所有法律上的人格都是平等的，其待遇也应该是同等的，不管这个人格是自然取得的还是法律拟制的。

(一)外国人一个人首先应该是一个人，其次才是某国的公民。其中对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个体手工业者和其他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规定实行国家引导和帮助，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则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1、公民法内涵的规定，摆脱了阶级束缚和意识形态的禁锢，进一步扩大了基本权利主体的涵摄范围，突显了基本权利一般主体普遍享有基本权利的平等性。而且，跨越国籍的障碍而给予外国人与无国籍人以基本的人权关注和保障，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为主权国家宪法所认可。

变迁经过近60年的洗礼，新中国宪法的各项制度都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基本权利更成为学界研究的焦点。自建国之初，我国就确立了中央政府对于经济生活的全方位管制。

4、推进我国宪法实施制度的有效发展。三是私有财产权保护的加强。从表面上看，这是缺少概括式宪法规范的立法技术问题，实质上则反映了1954年《宪法》只承认基本权利的法定状态，否定基本权利源泉———人权———的应然状态。【参考文献】{1}胡锦光，韩大元．中国宪法(第二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178－179．{2}王培英．中国宪法文献通编{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4:289．{3}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209．{4}马长山．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次历史根源、当代挑战及其启示———对国家与市场社会关系视角的重新审视{J}．法律科学，2001，(6)．{5}焦洪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分析{J}．中国法学，2004，(3)．{6}肖蔚云．宪法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11－212．{7}韩大元．宪法文本中的人权条款的规范分析{J}．人权，2006，(1)．{8}曲相霏．人·公民·世界公民:人权主体的流变与人权的制度保障{J}．政法论坛，2008，(4)．{9}杜强强．论法人的基本权利主体地位{J}．法学家，2009，(2)．{10}韩大元．宪法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36．{11}徐显明，曲相霏．人权主体界说{J}．中国法学，2001，(2)．{12}{德}罗尔夫·施托贝尔．经济宪法与经济行政法{M}．谢立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111． 进入专题： 基本权利主体 。

享有基本权利的多寡是衡量基本权利主体在宪法中地位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尺。(二)法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事业组织在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法人也在我国宪法中迎来了取得基本权利主体资格的宪政时刻。二、地位的提升:从附属主体到核心主体在新中国宪法曲折的历程中，基本权利主体不仅会不可避免地沦为政治俾女，而且还会陷入国家附庸的尴尬境地。[6]1982年宪法只规定了个体经济。

2、从立法技术而言，这种性质转变使基本权利的一般主体更加明确稳定，更便于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保持宪法的稳定性。其意义主要体现为下列四个方面。

1982年《宪法》实际上否认私营经济的合法性，到1988年修宪只承认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1999年修宪则扩大了非公有制经济的范围，并确认他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国家只保护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到2004年修宪国家则保护所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从而确定了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同等的宪法地位。【摘要】基本权利的研究离不开对基本权利主体的关注。

无论怎样，在政治共同体———国家还广泛存在的现实条件下，外国人作为基本权利主体的资格还需要受到严格限制，只能享有有限的基本权利。因此，笔者试通过对宪法文本的研究，探析基本权利主体的相关问题。[5]由此，我国学界对外国人是否是我国基本权利特殊主体存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外国人不是我国公民，因此，他们不是我国基本权利主体。2004年修宪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肖蔚云:《宪法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2页。

以宪法文本的形式正式确立基本权利主体的核心地位，一方面认可了学术界对宪法学由国家法学向人学转变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为学术界探讨宪法学以人的尊严为价值目标，将宪法学视为人生哲理的生活之学提供新的平台。虽然集体权利作为第三代人权已经出现，但笔者认为这可能更多地属于国际法的范畴，超越了一国宪法的领域，故未涉及。

这表明，在我国，公民除须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外，没有另外的资格限制。在1954年举行的宪法起草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法律小组就人民和公民做了这样的说明:人民是政治概念，指的是各民主阶级;公民是法律概念，表明在法律上的地位。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的条文数增加到24条。这种体例安排表明，基本权利主要义务主体国家仍然凌驾于基本权利主体公民之上。

3、这种性质转变折射出了宪政理念的进步，即动摇了宪法作为政治宣言书的传统，突出了宪法所具有的法律属性。因此，笔者认定，《共同纲领》中作为基本权利主体的人民是一个具有强烈阶级属性的政治用语，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术语。对于制定法国家的中国来说，此方案似乎更加可行。虽然1982年宪法的规定体现了改革的精神，但宪法依然确认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高度管制。

但是因为我国缺乏判例法的传统，宪法解释制度的实际运行也并不得力，所以此方案的实际效能还值得我们期待。当基本权利主体逐渐走出政治阴影的同时，其与基本权利主要义务主体———国家———之间也展开了较量，并悄悄地发生了地位的提升。

另一种是修改宪法，仿效德国宪法，直接规定在宪法文本中来解决。另外，还有人提出当一个大猩猩已具备幼儿的智力水平时，它是否已处于人与动物的边缘，再以对待动物的方式对待它是否合适，它们能不能获得至少与脑障碍者同等的待遇?这一问题的提出表明对人权主体理论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1954年《宪法》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有关基本权利的条文共有19条，较《共同纲领》有大幅度的增加。至于基本权利的义务主体，从我国宪法的规定来看，包括国家、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等，但最主要的应当是国家。

(一)性质的转变过程新中国的临时宪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没有用专章来集中规定基本权利内容，但依据第1章总纲的第4条和第5条的规定，可以判断人民是基本权利的主体。私营经济只是在1993年取得了宪法的承认。{7}至于我国宪法中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规定，排斥了外国人的基本权利主体资格的矛盾，笔者以为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来解决。内容上取消了罢工自由的规定，增加了公民人格尊严不受侵犯、退休人员生活受保障、残疾公民受帮助等权利。

由此可见，这些具有弱特征的特定主体仍然属于公民范畴，因此也就无所谓超越公民层面以外的类型拓展了。在1982年宪法修改前后，我国的企业绝大多数是国营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公有制几乎一统天下，个体经济只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宪法并没有确认私营经济的合宪性。

但是，其中的公民仍然含有政治意味，即按传统习惯在参政权主体的原意上作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主体，而非普遍享有各种基本权利的一般主体。3、促进基本权利体系的自我完善。

但值得肯定的是，《共同纲领》使用包括广大劳苦大众在内的人民作为基本权利的一般主体，相对于清政府的《钦定宪法大纲》中的臣民，《重大十九信条》中的国民和民国时期宪法文件中限于有产者或资产阶级的人民，已经表现出了新中国的优越性和历史的进步性。由于宪法是我国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因而它将是我国保障人权的最有力的武器。